关于建国后的运动，首先李先生的表态就不合时宜，比如“运动接二连三的来，党的要求太高太急。应当让出适当的休息时间”；而且牢骚不断，“既然应该让坏东西水远抛弃一刀两断，为什么又时常要我们挖掘，使已死之灰复燃呢”；“我对一位多年不通信的人说：现在是‘六亲不认’了”。对当时已经盖棺定论的名词，李先生不无微词，明显不悉世事，谈到地主，“有勤俭持家而来的，有封建恶霸的，应该有所区别的进行斗争，不应该让一般的地主来负责两千年的封建责任”；谈到右派，“反右斗争时我认为仅仅是言论上的问题，人民力量这样大我们不怕他的，给他们适当的批评够了，不必那样斗他，还是可以孤立他们来教育大家的”。偶尔的表态，要么是隔靴搔痒，如“反右不久，才认识到《人民日报》6月8日社论是适当的，及时的救了许多人，要没有这篇社论，右派分子更多了”；或者充满了滑稽感，如“当右派向党进攻非常明显的时候，不把大字报照下来，表示我们反对。但从资料的收集方面来考虑,不把大字报照下来，也不一定正确”。..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