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建国后的运动,首先李先生的表态就不合时宜,比如“运动接二连三的来,党的要求太高太急。应当让出适当的休息时间”;而且牢骚不断,“既然应该让坏东西水远抛弃一刀两断,为什么又时常要我们挖掘,使已死之灰复燃呢”;“我对一位多年不通信的人说:现在是‘六亲不认’了”。对当时已经盖棺定论的名词,李先生不无微词,明显不悉世事,谈到地主,“有勤俭持家而来的,有封建恶霸的,应该有所区别的进行斗争,不应该让一般的地主来负责两千年的封建责任”;谈到右派,“反右斗争时我认为仅仅是言论上的问题,人民力量这样大我们不怕他的,给他们适当的批评够了,不必那样斗他,还是可以孤立他们来教育大家的”。偶尔的表态,要么是隔靴搔痒,如“反右不久,才认识到《人民日报》6月8日社论是适当的,及时的救了许多人,要没有这篇社论,右派分子更多了”;或者充满了滑稽感,如“当右派向党进攻非常明显的时候,不把大字报照下来,表示我们反对。但从资料的收集方面来考虑,不把大字报照下来,也不一定正确”。...